配资炒股入门知识被称为“中国农民的代言人”

作为我国著名的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和社会活动家，费孝通1910年出生于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母极其重视教育。他十四岁就开始发表文章，十八岁高中毕业，怀抱着悬壶济世、救死扶伤的理想，他考入东吴大学医预科。

然而，面对当时风雨飘摇的旧中国社会现状，接受先进思想的他毅然弃医从文，于1930年转入北平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师从著名社会学家吴文藻，开启了波澜壮阔的一生。

费孝通（1910年11月2日—2005年4月24日）

1938年，留学英国的费孝通撰写并发表了其博士论文《江村经济》，该书被誉为“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工作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是国际人类学界的经典之作，他也因此在1981年被英国皇家人类学会授予人类学界的最高奖——赫胥黎奖。

毕业回国后，他先后任教于云南大学、西南联大、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高校的社会学系，开展社会学、人类学研究，写下了数百万字的著作，为我国的社会学、人类学和民族学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被称为“中国社会学的总设计师”。

身体力行深入农村搞实地调查，东奔西走进行田野考察，这是费孝通的生活常态。他三访温州、四访贵州、五上瑶山、六访河南、七访山东、八访甘肃、27次回访家乡江村。“人家是少壮东南走，我是老马西北行。哪儿穷，就到哪里去，越是穷的地方越是要去。”

1982年，费孝通在江苏吴江县进行社会调查

如何使中国农民摆脱贫困走向富裕之路，是费孝通毕生的使命。他立足中国乡土社会结构，对家庭、生育和种族延续问题进行深入思考，在积累了丰富的一手资料后发表了《乡土中国》《生育制度》，被称为“中国农民的代言人”。

他走遍西北、西南、东北，穿行于黄河三角洲、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环渤海地区，在中原经济协作区、京九铁路沿线地区奔波，结合当地实际情况，又登高望远放眼全局，为形成全国一盘棋的协调发展提供智力支持。“我一生的目标，唯一的目标，就是了解中国和中国人。”

作为清王朝结束后成长起来的一代人，费孝通一直接受系统的西式教育，但他却说，“一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二是‘学以致用’。这两条很可以总结我自己为学的根本态度”。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烙印一直在他心中从未泯灭。

晚年，费孝通用了16个字总结自己毕生的理想与追求：“脚踏实地、胸怀全局、志在富民、皓首不移”。吴江松陵公园费孝通墓碑上，镌刻着他的一生：“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生命、劳动和乡土结合在一起，就不怕时间的冲洗了。”

费孝通在贵州少数民族地区考察

费孝通在成名作《江村经济》中，通过对吴江开弦弓村的田野调查，细致描绘了村庄的地理、家庭结构与经济活动，揭示了中国传统农村社会的深层结构。《生育制度》则以结构功能主义视角，探讨了家庭与生育的社会机制。《乡土中国》则系统分析了中国基层社会，提出差序格局、礼治秩序等概念，成为学界和大众广泛认可的经典著作。

今天，让我们一起来看看费孝通先生在这三部著作中的经典名句，沿着费老的思路，一窥中国的基层社会。虽然时移世易，但费孝通透视社会的眼光、观察社会的方法，在今天仍值得借鉴。

一、乡村、土地与历史

中国社会的根本特质是乡土性，它扎根于土地与熟人网络之中。人们安土重迁，世代生活于同一片土地，彼此间的联系靠长期共处自然生成。理解这一社会格局，才能把握中国社会的深层逻辑与持久韧性。

1.一直在某一块土地上劳动，一个人就会熟悉这块土地，这也是对土地产生个人感情的原因。人们从刚刚长大成人起，就在那同一块土地上一直干到死，这种现象是很普通的。如果说人们的土地就是他们人格整体的一部分，并不是什么夸张。

2.每个人的“当前”，不但包括他个人“过去”的投影，而且还是整个民族的“过去”的投影。历史对于个人并不是点缀的饰物，而是实用的、不可或缺的生活基础。

中国传统乡村

二、知识、意义与制度

费孝通先生指出，许多看似“不可理喻”的行为，实则建立在不同的知识体系和意义系统之上。无论是乡民的日常经验，还是巫术、礼仪等制度安排，它们在特定社会中发挥了一定的功能。

3.乡下人没有见过城里的世面，因之而不明白怎样应付汽车，那是知识问题，不是智力问题，正等于城里人到了乡下，连狗都不会赶一般。

4.稳定社会关系的力量，不是感情，而是了解。所谓了解，是指接受着同一的意义体系。同样的刺激会引起同样的反应。乡下，有说有笑，有情有意的是在同性和同年龄的集团中，男的和男的在一起，女的和女的在一起，孩子们又在一起，除了工作和生育事务上，性别和年龄组间保持着很大的距离。中国人在感情上，尤其是在两性间的矜持和保留，不肯像西洋人一般的在表面上流露，也是在这种社会圜局中养成的性格。

5.巫术不是一个自发的个人的行动，而是一种有组织的制度。有一个固定的人，他拥有魔力并负责施展巫术。其次，有一套传统的礼仪来唤起超自然的干预。最后还有一些神话来维护这种礼仪和巫术师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