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股配资网就是包惠僧是出席一大的正式代表

文/苗体君

1896年1月4日，陈潭秋出生在湖北省黄冈县陈宅楼一户书香人家。陈潭秋的父亲陈受之，终身以躬耕为业。陈潭秋有兄弟姐妹共10人，在八男二女中，他排行老七。1912年，陈潭秋考入湖北省立一中，1916年又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即现在武汉大学）英语部。五四运动爆发后，陈潭秋积极投入到运动中，1920年秋，与董必武等人组建武汉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并出席中共一大。此后，先后任中共安源地委委员、武昌地委书记、湖北区委组织部长、江西省委书记、江苏省委组织部长、满洲省委书记、江苏省委秘书长等职。1933年初，陈潭秋到中央苏区，先后担任中共中央党校党委委员并兼任中国革命史教员、中共福建省委书记、中央苏区第一任粮食部长。红军长征时，被留在中央苏区坚持游击战争，任中央分局组织部部长。1935年8月，赴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1939年9月，任中共中央驻新疆代表和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负责人。当新疆军阀盛世才公开反苏反共时，党中央让在新疆工作的共产党员全部撤离，陈潭秋把自己放在最后一批撤离人员中，后遭到抓捕并遇难。2009年6月，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中央有关部门联合启动了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由群众评选的“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和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评选活动，陈潭秋、何叔衡、王尽美、邓恩铭四位中共一大代表入选“百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1936年6、7月间，陈潭秋在莫斯科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15周年而撰写的《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回忆》成为研究中共一大的重要文献。

中共一大召开后没有多久，党中央在上海曾遭到了一次破坏，造成中央档案资料全部遗失，这其中就包括一大档案。1923年8月18日，《陈独秀同志代表中共中央向第三次代表会议的报告》中曾说：“我们只能提出关于最近几个月的详细报告，因为其余材料落到上海法国巡捕的手里了，并且由于一个同志被捕，使得所有的材料全部遗失了。”1930年2月1日，李立三在《党史报告》中也说到：“党的第一次大会文件，现在是找不到了。”一大档案的丢失，使得关于一大的许多问题很长时间成为历史之谜。

1936年6、7月间，陈潭秋在莫斯科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15周年而撰写的《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回忆》发表在《共产国际》杂志第七卷第四、五期合刊上。文章是用俄文写的，共10页，该文一直被海内外的中共党史界公认为是最早回忆并公开发表的有关中共一大内情的重要文献。陈潭秋的这篇回忆录有极高的史料价值，他凭自己超强的记忆力，十分具体地提供了许多关于一大的生动鲜活的细节。

◆《共产国际》中文版封面和目录。

陈潭秋的这篇回忆录共有16段，其中前10段向人们讲述了中共一大召开的具体的全过程。在第一段中，陈潭秋主要提到以下3个方面：①确定了住在博文女校参加会议的9名外地代表是1921年7月下半月来到上海的，而且对9名外地代表进行了介绍；②为中共一大之前各地共产党组织取了一个统一的名称“共产主义小组”，后来“共产主义小组”这一名称曾在中共党史学界使用几十年，直到若干年后党史著作开始使用“共产党早期组织”来代替陈潭秋的“共产主义小组”这一名称；③确定了包惠僧是中共一大代表，而且是广东共产主义小组的代表。过去，关于包惠僧的一大代表资格的问题，历来是党史学界争论得比较多的一个问题，一说包惠僧是中共一大的正式代表；二说包惠僧不是中共一大的正式代表。党史界通过多年争论后，得出的最终结论与陈潭秋的说法完全相同，就是包惠僧是出席一大的正式代表。

在回忆录的第二段中，陈潭秋写道：“这次到会的一共有十三个人，除上面九个人以外，还有北京代表张国焘同志，上海代表李汉俊与李达，李汉俊因为一贯保持其右倾观点，并与北洋军阀、政客相结纳，放弃了党的立场，在四次代表大会上被开除党籍，然而武汉国民党叛变后，他仍不免以‘共匪’罪名死于桂系军阀枪弹之下。李达在‘五卅’运动后，被伟大的革命浪潮推落到党的战斗队伍以外去了。还有一个广东代表陈公博，在陈炯明背叛孙中山以后，他帮助陈炯明反对孙中山，经党历次警告不听，最后被开除党籍，然而不久他竟然一变而为国民党的要人了。”这段文字的史料价值突出表现为，陈潭秋确定了参加一大的13位代表的具体姓名，并对每位代表当时的去向进行了记述。

回忆录第三段的史料价值是：陈潭秋对陈独秀没有出席中共一大的原因进行了解释，就是当时陈独秀“在广东陈炯明部下任教育厅长”。第四段文字的史料价值突出表现为以下3个方面：①陈潭秋提及了推选张国焘为大会主席，并提及由毛泽东、周佛海担任大会记录。②提及了一大开幕式是在博文女校楼上举行，正式会议是在李汉俊家中召开的。③提及了会议讨论的问题，及这些问题在争论中，出现了以李汉俊为首的“公开马克思主义派”与以刘仁静为首的极“左”派之间的争论。陈潭秋提及的以上3个方面，迄今为止只有一大开幕式是在博文女校楼上举行的，没有被党史界认可外，其他几点在后来的研究中都得到了印证。

◆陈潭秋回忆录（资料）。

陈潭秋回忆录的第五段详细记述了一大会场突然遭到搜捕的过程。但是，陈潭秋提及会场是“在李汉俊寓所的楼上厢房里”，后来通过研究，党史界否认了这一说法，认为一大会场是在李汉俊寓所楼下的客厅，看来的确是陈潭秋的回忆有误。陈潭秋回忆录的第六段记述的是一大会场遭到搜捕后，“我们分散后，各人找旅馆住宿，不敢回博文女校，因为据我们的推测，侦探发现我们的会议，是由博文女校跟踪而得的。”陈潭秋回忆录的第七段记述了会议移师浙江嘉兴南湖继续召开的经过，陈潭秋写道：“我们原定会议期间是七天，被侦探发现后，决定缩短为五天，但是在上海我们再没有适宜开会的地方，于是决定乘火车到杭州西湖继续开会，到了上火车之前又想到西湖游人太多，遂中途变计，到离上海约三百里之嘉兴城下车，嘉兴有一个南湖，也时常有人雇船游览。我们借游湖为名，雇了一只大船，并预备酒食，在船上开会。”这段与普遍的说法有很大的不同，最普遍的说法是，会场被搜捕的当晚12时多数代表集聚在李达的住处，商议该如何继续开会，李达的夫人王会悟提议在距离上海不远的浙江嘉兴的南湖继续开会，当场得到大家一致通过。7月31日黎明，代表分两批赶赴嘉兴，王会悟先带领毛泽东、董必武、陈潭秋等乘头班车先到嘉兴。到嘉兴后，王会悟去鸳湖旅社租了房间，作为代表们歇脚之处，又托旅社代雇一艘中等画舫，还订了一桌酒席，上午10时，余下的代表由李达带领也到了嘉兴。接下来，陈潭秋在回忆录的第八段中，解释了李汉俊、陈公博没有出席最后一次会议的原因，陈潭秋写道：“这是会议的最后一天，李汉俊与陈公博两人未出席，因为他们自昨夜事件发生后，即被侦探监视，不便行动，所以他们没有来嘉兴。”

在回忆录的第九段中，陈潭秋提及了关于一大最后一次会议，即南湖会议召开的过程，陈潭秋先记述了当天嘉兴的天气情况，并以此透露会议一直开到当天晚上11点，陈潭秋写道：“这一天早晨天色阴暗，但到了八时以后，即有不少游船往来湖上，对于我们的会议进行，殊感不便，到九时半以后，天忽降大雨，游人均系舟登岸，大为败兴，然而对于我们倒很便利了。我们很放心的进行了一天的讨论，直到夜晚十一时闭会。”

◆陈潭秋

在回忆录的第十段中，陈潭秋对成立临时中央局的原因进行了解释，“当时正式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的除留日学生与留法勤工学生外，只有北京、上海、武汉、广州、长沙、济南几个地方。其他如南京、成都、杭州等地则仅有个别通信关系的同志。但总计全国可以符合当时条件的党员，不过七十余人。因此，决定暂时不组织正式中央机关，只成立临时中央局，与各小组发生联系。”接下来，陈潭秋还提及了临时中央局成员名单，“确定党员为中国共产党，并选举张国焘、陈独秀、李达为临时中央局委员，周佛海、李汉俊、刘仁静为候补委员。”至于陈潭秋所说的选举“周佛海、李汉俊、刘仁静为候补委员”的说法没有得到党史界的认可。（以上引用内容出自陈潭秋：《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回忆》，见《亲历者忆：建党风云》，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

党史界依据其他相关回忆录及档案资料，经过多年研究已经证实了陈潭秋回忆录前面10段文字大多是准确的，而且被各种党史出版物所采纳。关于陈潭秋出席一大会议的情况，其他代表也有一些回忆，如包惠僧在回忆中称陈潭秋为烈士，说：“我们在会前会后与烈士商谈甚多，烈士对人诚恳和蔼，对事慎重细致。在会议中，他同每个代表都密切联系。他再三同我说：‘会前会后的交谈与在会议上的争执辩论是同样重要的，或者相互间的交谈酝酿，比在会议上的争论还要重要，还要深入。’在会议中，他的发言虽然不多，但是他的意见都渗透到大多数同志的发言中，每个重要的议程都含有他的意见，而且他的意见都是站在多数方面和正确方面。在讨论党纲时，他坚持与资产阶级政府不调和的主张。在嘉兴南湖船上讨论第一次代表会议的宣言时，他主张对北洋政府与对孙中山所领导的南方政府分别对待。”（湖北省社会科学院组编《回忆陈潭秋》，华中工学院出版社1981年5月第1版，第25页）会上，有人问陈潭秋，孙中山不也是资产阶级的一个集团吗？陈潭秋立即回答说：“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革命不可能是一步登天的，恐怕是要经过一些曲折的道路。我们一面要坚定阶级立场与资产阶级斗争到底，另一面对反动统治阶级的人和事也要分一个青红皂白，分别对待。这样，我们的党才能得人心，才能站在正义的方面，才能扩大我们的政治影响，争取革命的多数。”（湖北省社会科学院组编《回忆陈潭秋》，华中工学院出版社1981年5月第1版，第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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